“白金十分钟”理念认为，意外事件发生后最初的十分钟左右是急救关键时期，在此期间实施急救可缩短抢救时间或提高抢救成功率^[1]。我国各大城市的急救反应时间大都在10 min以上(珠海14.70 min^[2]；北京市海淀区12.5 min^[3])，因此，在紧急事件发生到120到达之前，现场目击者能否开展及时、有效的救护会直接影响抢救成功率^[4]。为更好了解宁波市公众“白金十分钟”急救实施意愿及影响因素，笔者在“白金十分钟”全国志愿者联盟和宁波市红十字会的支持下，于2015年1月~12月针对宁波市不同群体开展了调查，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在此期间参加“白金十分钟”自救互救普及和宁波市红十字会救护员培训的学员作为调查对象。共调查了46家单位的1 300名学员，46家单位中，机关、企事业单位28家，公交、旅游等接触意外事件频率较高的单位(下文统称为特殊行业)18家。调查对象纳入标准为小学及以上文化程度，年龄18~60岁，自愿参加且无精神疾患。

1.2 调查工具

一般资料调查问卷由研究者自行设计。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本人及家庭成员健康状况等条目。急救意愿及影响因素问卷在参考何忠杰等^[5], 夏哲远^[6]，周玲燕等^[7]的研究基础上编制而成，包含17道选择题，内容涉及急救相关经历，急救意愿，影响急救意愿的因素三大方面。分别经5名相关领域专家进行内容效度(content validity index, CVI)评定，为0.906。方便抽样20名企业员工填写问卷，得出问卷Cronbach’s α值为0.777。

1.3 调查方法

由经统一培训的调查员在培训开始前组织匿名调查，问卷当场回收并密封。共计发放问卷1 300份，收回1 239份，其中有效问卷为1 110份，有效回收率为85.4%。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8.0软件，用频数、百分比、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等统计学方法对所得资料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男女比例1.7︰1，18~45岁占77.0%，其余见表 1。

2.2 “白金十分钟”急救实施意愿

有41.62%和37.84%的调查对象选择愿意在“白金十分钟”为陌生人实施CPR或创伤、急症等救护(表 2)。

2.3 急救实施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实施CPR和实施创伤、急症救护的意愿为因变量，以性别、本人循环系统疾病病史等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采用逐步回归。回归过程中，选入和剔除变量的显著性水准分别为0.05和0.10，各变量赋值见表 3。影响调查在“白金十分钟”实施CPR的因素有：性别、是否认同公众应在“白金十分钟”开展自救互救、本人循环系统疾病病史、急救培训经历、急救能力自评(表 4)；影响在“白金十分钟”实施创伤、急症救护的因素有：职业、是否遇到过急救状况、本人循环系统疾病病史、急救培训经历、急救能力自评(表 5)。

2.4 急救意愿分析

提升“白金十分钟”实施急救意愿的因素分析见表 6。

3 讨论

调查显示，分别有41.6%和37.8%的调查对象愿意在“白金十分钟”内为陌生人实施CPR和创伤、急症救护，这一数据较何忠杰等^[5]的30.4%、刘延锦等^[8]的29.9%和刘琼文等^[9]的20.3%为高，但低于日本学者Enami M等^[10]的54.86%，说明调查对象的急救意愿虽高于国内同行的研究结果，但与发达国家仍有很大差距。

调查显示，有急救培训经历，较好的急救能力自评都是影响调查对象是否在“白金十分钟”实施急救的积极因素，这与刘延锦等^[8]，Lynch等^[11]的研究结果一致，可见较高的急救知识和技能水平有助于提高公众急救实施意愿。此外，特殊行业从业人员，本人有循环系统疾病病史者的急救意愿相对较高，可能是上述人群由于工作或自身原因，接触意外事件频率相对较高，使其对急救知识保持了较高关注度，从而获得了更多知识和技能。

近年来，常有施救者反被推上“被告席”的报道，使公众不敢轻易施救。而在“有法律保障施救者权益”、“有目击者”或“伤病员是亲近者”的前提下，大部分调查对象的急救意愿会提升。可见，急救相关法律缺失是影响公众在“白金十分钟”内实施急救的重要因素。此外，面对陌生人，担心疾病传播也是影响急救实施的主要障碍^[12]。

我国急救培训起步晚，培训体系仍需进一步完善。根据2015美国心脏学会(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AHA)培训指南^[13]，笔者建议从以下角度入手进行改革。首先，简化培训内容，在社区教授单纯按压式CPR代替传统CPR。第二，创设多元学习途径，让培训更可及。通过录像自学CPR，可达到和教师主导课程类似的效果，而培训成本更低。因此，可充分利用互联网开展混合式学习，以解决我国人口多、培训资源少的“供求矛盾”。此外，医院针对心脏病患者及家属开展培训^[14]，采用同伴教育的方法培训学生^[15]，建立对公众开放的“急救体验厅”等手段，都能让急救更融入生活。第三，开展情景化培训，提升应急能力。Donohoe等^[16]的研究显示，即使已接受培训并掌握急救技能，在面对真实急救场景时，公众仍会由于紧张而影响施救。可见，急救培训还应包含应急能力的训练。因此，在培训中应尽可能地创设仿真情境，从而更好地提升公众应急能力。

培训后，急救知识和技能会随着时间推移逐渐衰退，需要进行复训。AHA基础生命支持(Basic Life Support，BLS)课程的复训间隔是2年，有专门针对复训学员的更新课程。中国红十字会救护员培训的复训间隔是3年，未设专门的复训课程，采用初训课程开展复训。研究表明，2年的复训间隔过长，应对学员进行更频繁的复训^[13]。由此可见，复训的间隔及复训课程都需要进一步统一和完善。

为免除施救者的后顾之忧，很多国家都通过法律对施救者的权益提供保障，如美国的“好撒玛利亚人法”。深圳、杭州等城市也陆续出台了相关法律法规^[17-18]，旨在鼓励更多人参与急救。此外，还应通过舆论等手段，倡导“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举手公益，形成更好的社会氛围。

20世纪90年代，美国开始在公共场所安置自动体外除颤器(automated external defibrillator，AED)，要求在步行10 min内即可获得AED，同时开展相关培训，大大提高了心搏骤停抢救成功率^[19]。在我国，仅在部分城市的机场、车站等配备了AED^[20]，远不能满足现场急救需求。此外，还可在急救中心实施主动性调度策略，如利用通信技术召集附近急救志愿者和AED，从而更好地实现主动复苏^[21]。

院前急救成功率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因此，公众白金十分钟急救实施意愿也成了公民素质，社会文明的集中体现。加大院前急救普及力度，完善院前急救相关立法，从而提高公众施救意愿，具有重要而深远的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