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性中毒以起病急、病情重、病死率高为显著特征，是我国急诊医学领域的重要疾病负担。《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24版）显示，创伤及中毒是我国居民第五大死亡原因^[1]。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报告中突发中毒事件数量约占20%，位居第二位；死亡人数约占80%，位居第一位^[2]。2016—2025这十年间，急性中毒的毒物谱系结构也逐渐改变。同时，国家级中毒救治协作网的建立、诊疗指南的更新及检测技术的进步，急性中毒救治能力有所提升^[3]，但仍面临诸多问题。本文对这十年我国急性中毒的诊疗进展及面临挑战进行总结，以期为临床实践与学术研究提供借鉴。

1 近十年我国急性中毒毒物谱系的特征 1.1 传统剧毒农药中毒得到有效遏制

受国家政策调控与监管加强的影响，以百草枯（paraquat, PQ）、毒鼠强为代表的高致死性农药中毒发生率显著下降。2016年我国禁售PQ水剂，2020年全面禁止所有剂型销售，从源头上减少了此类中毒事件^[4]。此前PQ中毒病死率达50%~70%，政策实施后，PQ中毒在急性中毒病例中的占比逐渐下降^[5]。类似地，毒鼠强等剧毒杀鼠剂的生产销售禁令，使其所致中毒已罕见报道。

1.2 当前中毒物质构成及时空分布

当前我国急性中毒的物质构成具有显著地域差异性，不同区域的优势中毒种类各不相同。云南楚雄地区2014—2023年，一项纳入21 155例急性中毒病例的数据显示，门诊患者中酒精（50.63%）、蘑菇（15.32%）和药物（9.85%，主要为镇静安眠药、抗精神病药、解热镇痛药等）中毒为多；住院患者中以农药、药物和蘑菇中毒为多，分别占44.37%、15.79%和15.03%。农药中毒住院患者中有机磷占比最多，达50.22%^[5]。四川成都地区2016—2023年，一项纳入2 033例急性化学中毒的分析显示，一氧化碳、敌草快和PQ居前三位，分别占43.73%、9.49%和8.26%^[6]。重庆地区2018—2023年，一项纳入972例中毒住院患者中，以化学品、农药和混合中毒为多，分别占53.61%、13.68%和13.37%^[7]。此外，当前我国由卫厨消毒剂等家居用品引发的中毒病例呈逐年增多趋势，已成为急性中毒的重要构成类型。这一变迁与欧美国家以药物中毒为主的毒物谱系特征逐渐趋同^[8]。另外应当值得关注的是，中草药及保健品相关中毒的报道逐年增多，其成分复杂性与肝肾毒性已成为新的临床挑战^[4]。

时空分布方面，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对2016—2022年全国急性中毒患者分析显示，生物毒素中毒呈现明显的地域与季节性特征：南方及西南山林地区以毒蘑菇、毒蛇咬伤多见，沿海地区则以有毒贝类、河豚等海洋生物中毒为主。毒蘑菇中毒集中发生于夏季，有毒动物（蜂螫伤、蛇咬伤）中毒多见于夏秋季，有毒植物中毒则以秋冬季为主^[9]。重庆地区中毒住院患者以夏季为多^[7]，成都地区敌草快和百草枯中毒也多发生在夏季^[6]。

2 近十年急性中毒诊疗技术的进展 2.1 毒物检测技术进展

快速准确的毒物检测是急性中毒救治的前提。近年来我国毒物检测技术有一定进展：早期依赖的化学比色法、胶体金免疫技术因假阳性率高、定量困难，在三级医院及中毒救治中心逐步被液相/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替代。该技术对洗胃液、血液、尿液等样本中的精神类药物、农药、生物毒素等多种毒物均能实现定量分析，快速完成常见毒物检测。

此外，针对联二吡啶类除草剂、碳氧血红蛋白、高铁血红蛋白及胆碱酯酶活性等，可进行床旁快速检测。其兼具快速便捷、操作简便、成本低廉的优势，适合基层医院及现场需求，但可检测毒物种类有限。另有直接电喷雾探针结合质谱检测平台，无需复杂样品前处理，全程1 min即可完成检测，是潜在的急性中毒快速检测技术^[10]。

2.2 超声在中毒诊疗中的评估价值

超声作为急性中毒诊疗中便捷、无创的床旁评估工具，其多维度应用价值已得到临床广泛认可。通过测量视神经鞘直径可早期识别脑水肿，利用肺部B线分级能快速评估肺水肿严重程度，为急性中毒的治疗提供依据^[11]。床旁超声能够动态评估洗胃后胃黏膜状态及肠道功能恢复情况，为洗胃效果评价和肠内营养启动等提供客观参考^[10]。此外，彩色多普勒超声、二维斑点追踪超声心动图联合生物学标志物快速检测，可进行中毒并发症如急性肾损伤、急性心肌损伤的早期预警、动态检测，为临床实践提供循证参考，推动中毒性疾病诊疗向更加精准化与高效化的方向发展^[12-13]。

2.3 解毒剂的规范应用与研究开发

近年来阿托品、氯解磷定、硫代硫酸钠、纳洛酮等传统解毒剂的使用剂量、时机及给药方案已逐渐规范化，有效降低了不良反应发生率，提高了基层救治成功率^[14]。同时，针对部分传统解毒剂效果不佳的毒物，相关靶向解毒药物、生物解毒制剂及辅助解毒手段的基础与临床研究逐步开展，为拓宽解毒剂的使用路径提供了潜在方向^[15-16]。如脂肪乳曾主要用于局部麻醉药中毒的救治，近年来临床逐步尝试将其拓展应用于β受体阻滞剂、钙离子拮抗剂、抗抑郁药等多种脂溶性物质中毒的辅助治疗^[15]。

2.4 急救护理规范化进展

急救护理作为急性中毒救治的重要环节，近年在标准化与精准化方面成效显著。《中毒患者急诊护理专家共识》聚焦去污安全、二次暴露防护、精神心理评估、家属危机干预及出院随访衔接等中毒特色护理要点，明确操作规范，推动基层护理同质化提升^[17]。

3 救治体系建设 3.1 学术组织建设逐步完善

国家层面率先搭建中毒领域专业平台：1986年，中华预防医学会成立职业病专业委员会，后于2023年2月正式更名为中华预防医学会中毒控制分会；1995年，中华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成立急性中毒防治专业组；2002年10月，中国毒理学会中毒与救治专业委员会正式成立。省级层面也逐步完善区域专业组织：2018年9月，浙江省医学会首先成立全国首个省级中毒学分会。随后分别于2021年10月、2025年10月和12月，江苏省医学会成立中毒学分会、江苏省研究型医院学会成立中毒医学专业委员会和广西医学会成立尘肺病与中毒救治分会先后成立，推动了区域性中毒救治能力和水平的提升。

3.2 指南共识体系持续丰富

在中华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中国医师协会急诊医师分会等权威学术团体主导下，我国急性中毒领域的指南与专家共识体系持续完善、不断丰富，指南与共识发布数量明显加快。2014—2023年十年间，在核心及以上期刊上，共发布22项，而2024—2025仅两年即发布8项^{[4, 18]}。覆盖农药中毒、有毒生物致伤、化学品与特殊中毒等多个类别，依托循证医学证据为临床诊疗划定标准、明确路径，全面推动我国急性中毒诊疗工作的规范化、标准化升级^{[3-5, 14]}。

4 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 4.1 中毒检测率及检测能力不足

近年来中毒检测率（中毒检测率=中毒检测人数/同期中毒患者总人数×100%）有所提升。一项纳入海南省1998—2012年3 772例急性中毒患者的调查显示，总体毒物检测率仅为7.34%^[19]。重庆地区2018—2023年一项研究显示中毒住院患者总体毒物检测率为58.23%^[7]。天津市中毒检测与救治中心对30家医疗机构2021—2025年收集的13 361例中毒患者分析显示，毒物检测率为40%（数据未发表）。

此外，各地具有毒物检测资质的机构相对较少。仍以天津为例，仅有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天津市中毒检测与救治中心）、天津市职业病防治院和天津市安定医院具备一定的毒物检测能力。

4.2 中毒诊疗面临的问题

新型化合物、合成毒品、混合毒物中毒的增多，部分中毒因“未知毒物”导致诊断延迟^[4]。某些生物毒素（如毒蘑菇、蛇毒）的成分复杂性导致特效解毒剂缺乏，针对性治疗手段有限^[20]。同时胃肠道去污、血液净化等传统治疗也存在新的问题与挑战。

4.2.1 胃肠道去污

当前洗胃存在胃管错位、误吸及胃黏膜损伤风险，传统洗胃方法对片剂药物类等固体毒物难以彻底清除，可视化洗胃设备普及率低。对于超过6 h但胃内仍可能有毒物残留及某些毒物（如抗胆碱能药物、阿片类药物）或严重中毒可导致胃肠麻痹，使胃排空延迟，如何洗胃仍是当前存在的问题^[21-22]。吸附剂（如活性炭、蒙脱石散）的使用缺乏个体化选择依据，且与解毒剂、其他治疗药物存在相互作用风险，影响治疗效果。

4.2.2 血液净化

临床医师多关注血液净化直接清除毒物的作用，却忽略其能有效稳定患者内环境、纠正水电解质及酸碱紊乱，为解毒药物应用和其他对症支持治疗争取关键时间窗的能力。另一方面，启动与终止指征缺乏统一明确的判定标准，虽有“中毒后4 h为黄金时间窗”的共识，但针对虫螨腈、敌草快等高致死性毒物，仍缺乏基于毒代动力学的个体化启动阈值。此外，终止判定中普遍存在单纯依赖毒物浓度数值、轻视患者实际临床表现的误区，部分毒物还存在症状“反跳”效应，单一浓度指标易导致过早终止或过度治疗^[23]。

4.2.3 病情评估及判断预后困难

不同毒物的致病机制、损伤靶点差异大，难以用统一指标预测预后。敌草快、虫螨腈、毒蘑菇等中毒病情进展隐匿，容易出现临床症状与器官损伤程度不一致，误导预后判断^[24-25]。

4.3 中毒随访体系尚未建立

多数医疗机构仅采用电话随访，缺乏门诊随访、家庭访视等多元模式，难以全面评估患者康复情况。随访内容不规范，未形成“病情监测—康复指导—复发预防”的闭环管理，缺乏标准化的随访量表与评估工具。患者随访依从性低，部分患者因康复认知不足、交通不便等原因，导致失访率较高。

5 未来展望

欧美国家急性中毒的防治逐步迈向精准化、智能化和体系化。美国国家毒物数据系统2024年报告显示，其已实现病例接近实时（平均4.97 min）上传，构建的全国监测体系可动态追踪毒物谱系变迁^[8]。2025年英国皇家急诊医学会联合国家毒物信息服务机构发布不明中毒管理指南，提出不明中毒标准化评估与急救路径，优化无明确毒物时的处置流程^[26]。未来全球将聚焦便携检测、靶向解毒药研发及全周期管理。我国以“急诊急救大平台”建设为契机，结合本土毒物特征，借鉴欧美经验，提升整体防治水平。

5.1 建设全国统一的监测与预警体系

建立全国性急性中毒信息平台，整合病例数据、毒物样本库与基因样本库^[3]。开展全国范围内的前瞻性流行病学调查，明确毒物谱系的地域、季节分布特征，为防控政策制定提供依据^[4]。利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实现新型毒物的快速识别与中毒事件的预警^[25]。

5.2 推动诊疗技术精准化创新与临床转化

优化毒物检测技术，开发便携式、多靶点、非定向快速检测设备，整合POCT与质谱技术优势，提升基层医疗机构现场诊断能力^[3]。加强特异性生物标志物研发，为精准评估与个体化治疗提供依据。深化解毒药物研发，推进潜在新型解毒药物的临床试验，完善临床应用证据^[16]。优化血液净化技术，研发高选择性吸附材料与智能化设备，平衡毒物清除与内环境稳定。加强基础与临床研究的深度融合，建立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的转化平台。开展多中心、大样本RCT研究，提高临床证据质量，加速新型技术与药物的临床推广^{[16, 25]}。

5.3 提升网络化协作与随访体系建设 5.3.1 强化救治协作网络

持续扩大急性中毒救治协作网的覆盖范围，强化区域中心与基层医疗机构的联动，建立“国家—省—市—基层”中毒救治中心网络，实现优质资源下沉与技术辐射^[3]。通过远程培训、临床带教等方式，提升基层医生的毒物识别、急救处置与转诊决策能力^[14]。建立中毒专科医师培养体系，加强多学科协作，提升复杂中毒的综合救治水平^[4]。

5.3.2 构建标准化随访体系

依托急诊医学科或中毒救治中心，设立中毒门诊，配备专职医护人员与随访团队，建立多元随访模式。明确不同类型中毒的随访频次与核心监测指标，形成标准化随访路径。与此同时，开发智能化随访管理系统，整合急诊救治与随访数据，为诊疗方案优化提供依据。加强患者随访依从性管理，以降低失访率。

6 结论

近十年来，我国传统剧毒农药中毒得到有效控制，药物、酒精与生物毒素中毒逐渐成为主要中毒物质。此外，诊疗技术实现了从传统经验型向精准循证型的转变，救治体系建设逐显成效。然而，流行病学监测不完善、区域救治水平不均衡、随访体系建设滞后及病情评估与核心救治技术应用不规范等挑战依然存在。未来将以急诊急救大平台建设为契机，解决以上痛点和难点，加强产学研融合，持续提升我国急性中毒的防治水平，为公众健康提供更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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