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是突发伤病发生后至专业救治到达前的重要处置环节，其及时性和规范性直接影响患者预后。对于院外心脏骤停、严重创伤出血、气道异物梗阻及急性卒中等时间敏感度事件，近年来国际复苏与急救指南均强调早期识别、立即呼救、及时实施基础生命支持和现场初步处置的重要性^[1-3]。其中，院外心脏骤停救治尤其依赖“第一目击者”或现场旁观者在最初几分钟内完成病情识别、启动急救系统、开展心肺复苏和获取自动体外除颤仪（automated external defibrillator, AED）等关键行动^[4-6]。随着我国社会急救体系建设不断推进，公众急救培训覆盖面、旁观者施救意愿和AED配置水平均较前提高，但相关研究仍提示，公众急救知识、AED知晓情况和实践能力总体仍存在不足，培训经历仍是影响急救认知和施救意愿的重要因素^{[5, 7-8]}。同时，针对医务人员的研究也显示，即便在医疗机构内部，不同岗位人员之间的急救知识储备、技能掌握和培训需求仍存在明显差异，急救能力建设并非临床岗位的单一问题^[9-10]。

急救技能是公共卫生应急体系的关键环节，医院工作人员作为健康保障的一线力量，其急救知识储备与实践能力直接影响突发急症的处置效率。医院行政工作人员虽不直接承担临床救治任务，但作为医疗机构运行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门诊大厅、办公区域、公共通道及非工作场景中，均可能成为突发事件的第一目击者或早期响应协助者。其对突发情况的识别、呼救、基础支持及协助专业团队到场前后的衔接能力，关系到医院全员应急能力建设的完整性^{[7, 9]}。然而，现有围绕医院行政岗位人员急救知识与自评能力的研究相对较少。

2021年，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印发了《关于实施医疗卫生“山海”提升工程助推山区26县跨越式高质量发展意见的通知》，集中省内13家省市级三甲医院重点帮扶32家山海县医院提升医疗服务能力^[11]。浙江省山海县多为山区或沿海县域，本身就是浙江省医疗与急救资源分布不均的“短板区域”；而基层医院行政人员的急救能力却往往成为医院内部急救体系的“薄弱环节”，其能力缺口与实际需求存在差距，可目前针对该群体急救知识现状的研究较少。

在这一背景下，了解山海地区县级医院行政工作人员的急救知识认知、自评急救能力、培训经历及相关影响因素，有助于识别医院非临床岗位人群在早期急救响应中的短板，并为基层医疗机构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培训和协同机制提供依据。基于此，本研究对浙江省32家山海地区县级医院行政工作人员开展问卷调查，以期为基层医疗机构全员急救能力建设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2025年6月浙江省32家山海地区县级医院的行政工作人员开展便利抽样的横断面调查。纳入标准：（1）在医院行政岗位工作≥1个月；（2）自愿参与本研究。排除标准：（1）从事临床工作的医护人员；（2）调查期间因故离职或无法完成问卷的参与者者。

本研究已通过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审批号：（2026）伦审研第（2128）号]。

1.2 调查方法

本研究采用自行设计的结构式问卷。问卷在查阅相关文献并结合县级医院行政工作人员岗位特点及常见急救场景的基础上拟定，经课题组讨论并对条目表述进行修改后形成正式问卷。

问卷内容包括（1）基本信息：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专业背景及岗位类型等；（2）既往急救经历：是否参与院外应急情境、参与主动性及采取的行动；（3）急救知识获取：途径与意愿；（4）培训情况：培训频率及方式；（5）急救能力自我评估：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手法等技能掌握程度；（6）急救意图：对亲友及陌生人提供急救的意图及顾虑。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χ²检验或Fisher精确概率检验来比较不同组之间的差异；采用Friedman检验比较不同急救技能自评等级分布的总体差异，并采用Wilcoxon符号秩检验进行两两比较。多因素分析前，根据研究目的及变量分布情况对自变量进行分组和赋值。对于有序分类结局变量，先进行平行线检验；若满足平行线假设，则采用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若不满足，则采用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年龄、工作年限等变量的分组主要结合原始分布、各组样本量及模型稳定性进行合并。所有统计分析采用SPSS 21.0软件完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本次调查总共发放问卷1 450份，成功回收32家山海地区县级医院行政人员的有效问卷1 375份，有效回收率为94.8%。

2.1 调查对象一般信息

调查对象女性占比59.3%，男性40.7%，年龄集中在31~60岁（88.7%），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最高（80.6%），医学相关专业者（59.0%）略多于非医学专业（41.0%）；工作层面，超半数有临床工作经验（55.6%），超半数岗位与临床无明显相关（51.9%），工作年限＞10年者占比最高（65.2%），职称分布较均衡（初级35.4%、中级31.3%、高级33.3%）。见表 1。

2.2 调查对象既往经历过急救情境的情况

426名调查对象曾经历院外急救场景（占总人数的31.0%），急救地点以公共场合最多（61.0%），急救类型中外伤占比最高（44.1%）；参与意愿方面，94.9%愿意参与急救（53.1%“很愿意”和41.8%“愿意”），采取的措施以“拨打急救电话”（80.3%）和“尝试基础急救操作”（74.2%）为主，仅0.9%未采取措施。见表 2。

2.3 调查对象获取急救知识的兴趣评估

调查对象中，对于获取急救知识的兴趣均较高，医学相关专业者更为主动（P<0.001），非常愿意和比较愿意774人（95.4%），非医学专业者非常愿意和比较愿意503人（89.2%）。

2.4 调查对象接受急救培训的情况

96.7%调查对象接受过急救培训，培训方式以“医院组织”为主（97.9%）；最近培训时间在1年以内者占68.9%，98.5%调查对象表示所在医院有针对行政后勤人员的急救培训，医院复训周期以1年以内为主（63.4%）。见表 3。

2.5 调查对象急救能力的自我评估情况

50.1%调查对象自评总体急救能力“好”或“很好”，各类急救技能自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1486.372，P＜0.01）：心肺复苏技能自评“好”+“很好”比例最高（68.0%），AED操作信心（40.4%）和创伤止血包扎（35.8%）自评合格比例较低，常见急症识别处理自评合格比例为37.2%。见表 4。

2.6 调查对象急救实施意愿

调查对象对家人和陌生人的施救意愿情况见表 5。对家人急救意愿（“愿意”+“非常愿意”）高于对陌生人（94.0% vs. 81.5%，P＜0.001）。进一步对不愿意实施急救的原因进行分析，不愿对家人急救的主因是“技能缺乏信心”（46.2%），不愿对陌生人急救的主因是“担心法律责任”（93.7%），反映出人员对家人和陌生人实施急救的意愿及顾虑存在差异。见表 6。

2.7 县级医院行政工作人员急救能力的影响因素

多元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平行性检验结果显示，不满足多元有序Logistic回归平行性假设（P＜0.05），故将有序因变量“降级”为无序多分类变量，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结局指标“总体急救能力”中，“不清楚”“完全不会”“会一点”合并作为参考组。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对于“一般”的急救能力，男性、医学相关专业背景、有临床工作经验和急救培训经历对急救能力为有利影响；对于“好”的急救能力，工作岗位与临床明显相关、有临床工作经验和急救培训经历对急救能力为有利影响；对于“很好”的急救能力，男性、4~6年的工作年限、临床工作经验和急救培训经历对急救能力为有利影响。见表 7。

3 讨论 3.1 急救知识掌握现状及特点：基层行政人员能力“断层”与地域需求矛盾

本研究揭示浙江省山海县医院行政人员急救知识掌握的两极分化现象，这与基层医疗机构资源配置、人员背景及当地医疗需求紧密相关。浙江省“山海协作”工程不断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但32个山海县多为山区或沿海，医疗资源分布不均、急救需求相对分散——山区常见户外创伤（登山坠落、农耕外伤），沿海易发生溺水、海鲜刺伤等，且县域内乡镇、村落与中心医院距离较远。

以院外心脏骤停（out-of-hospital cardiac arrest, OHCA）为例，OHCA仅有”黄金10分钟”的抢救时间^[1]，中国急救反应时间平均为16 min^[12]，仅靠救护车显然不能满足需求，需现场“第一目击者”及时施救（社会救助）以降低心脏骤停者的伤残率及病死率^[13]。然而，本研究表明，行政工作人员AED操作和心肺复苏技能自信度不足，与常见急救场景需求冲突。从人员背景差异看，医学相关专业者急救能力自评更高，主要在于在教育阶段已掌握急救知识，且日常更频繁接触临床急救环境，形成“知识与实践”互动；非医学背景者的培训侧重理论传授，缺乏实操。此外，急救技术操作信心不足与实践频率低相关。如AED操作，浙江省已推动AED在公共场所的普及，并在2025年将“配置AED达每10万人45台”列入省政府民生实事项目^[14]，但山海县、乡镇的AED配置密度低于城市，且行政人员日常缺少接触这些设备与技能的机会，即便培训过也因“长期不用”导致遗忘。

上述结果与国内外部分研究结论较为一致。已有研究提示，无论是普通公众还是医疗相关岗位人员，急救培训经历虽与施救意愿和知识水平提升有关，但关键技能能否真正转化为稳定的应急处置能力，仍取决于培训形式、复训频率和客观考核方式^{[5-6, 15]}。与城市大型医院或培训体系较完善地区相比，山海地区县级医院在资源可及性、培训组织强度和持续演练条件方面可能仍存在一定差距，这也可能是本研究对象在关键技能方面自评不足的重要背景之一。

3.2 急救执行意图的差异及成因：社会、心理与法律认知的多重博弈

调查显示，对家人急救意愿显著高于对陌生人，反映“亲社会行为”在不同社交关系中的差异，涉及多重因素。社会学视角下，“社会资本理论”指出，家人属“强关系网络”，施救情感驱动强、风险感知弱；陌生人属“弱关系网络”，需权衡法律、感染等风险，导致意愿下降^[16]。山海县医院行政人员多为本地居民，与家人、熟人联系紧密，对陌生人信任度较低，进一步扩大了施救意愿差异。

法律认知层面，93.7%受访者因“担心法律责任”不愿对陌生人施救，这一结果与既往研究总体一致。已有研究表明，普通公众和非专业人员在面对陌生人突发事件时，常因担心操作不当、担心承担责任或担心缺乏专业支持而降低施救意愿；而接受过系统培训、了解相关法律保护条款并具备一定实操经验者，其施救意愿通常更高^{[5, 7]}。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该规定，以法律形式确认善意救助人责任豁免^[17]。目前尚无公开调查显示“好人法”的知晓率，但从厦门大学对其社会认知度调查报告显示，民众认知还有待于提高^[18]。县域内法律宣教资源相对匮乏，行政人员获取法律知识渠道有限，提示后续培训除技能内容外，还应进一步强化法律知识宣教、案例讲解和情景模拟，以增强其在真实事件中的决策信心^[19]。

此外，本研究中部分对象还提到缺乏专业支持和技能信心不足，这反映出其在真实急救场景中仍存在“知道应该做什么”与“敢不敢做、会不会做”之间的差距。对家人施救时，技能不足感更为突出；对陌生人施救时，法律责任与现场不确定性影响更大。由此可见，后续培训不应仅停留于知识层面，还需兼顾心理准备、现场协作和决策支持能力的提升。

3.3 定制化培训策略建议：构建“地区需求—人员级别—成效反馈”三维体系

针对山海县医院行政人员急救知识短板与学习瓶颈，需避免“一刀切”式培训，构建三维体系提升针对性与实效性。

3.3.1 场景化教学：结合地域特色，适配急救需求

培训需结合山海县地理与人口特点，设计“高仿真场景”：如山区模拟“登山坠落开放性骨折+大出血”“迷路者失温”等，配备山地模型、模拟伤口，要求学员在“通讯信号弱”干扰下完成止血包扎、保暖及急救电话拨打；沿海模拟“鱼刺刺伤感染性休克”“儿童海边溺水”等场景，训练学员在“潮湿环境”下的AED操作（如擦干胸部、防进水）、溺水者控水与心肺复苏配合；家庭场景则模拟“老年人突发心梗”“幼儿误食硬币窒息”等，邀请学员参与角色扮演，提升对家庭急症的处置熟练度。

3.3.2 分层培训：匹配人员技能，因材施教

对于非医学背景和非临床岗位人员，应重点强化规范呼救、心肺复苏、AED使用、气道异物梗阻处理、创伤止血包扎和常见急症初步识别等基础技能。对于医学背景或临床相关岗位人员，可进一步加强现场协助、多人员配合、急诊团队衔接和突发事件初步分诊等内容。对于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则应强化突发事件组织协调、急救资源调配、院内外联动和应急预案执行能力。国家关于突发事件医疗应急工作的相关管理要求也强调，应加强医疗应急组织管理、资源调配和协同处置能力建设^[20]。因此，将行政工作人员纳入分层培训体系，既可提升个体急救能力，也有助于提高基层医院整体应急响应效率。

3.3.3 效果闭环管理：涵盖全流程，保障培训实效

现有培训存在“重开展、轻效果”的问题，需建立闭环管理机制。在考核上，主观和客观相结合：除自我评估外，引入客观考核指标，如心肺复苏按压深度、频率达标率，AED操作正确率，包扎止血效果等。不合格者需补训至达标。在复训上，年度+微复训结合：在现有年度复训基础上，增加“微复训”频次，如每月推送1期15 min实操视频，每季度开展1次小型实操考核（如抽查20%人员进行AED操作）。在效果跟踪上，可建立急救事件登记机制，鼓励行政人员在参与院外急救后，向医院培训部门反馈处置过程与建议，定期汇总案例并优化培训。

3.3.4 法律与心理干预：减少救援者顾虑，增强救援意愿

针对法律风险与技能信心不足问题，将“法律宣教+心理建设”融入培训。法律宣教方面，邀请县司法局或医院法务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好人条款”，结合国内施救免责案例，明确“自愿紧急救助不担责”范围。在心理建设方面，通过“模拟冲突场景”（如扮演家属质疑施救效果），训练沟通和抗压能力；同时分享成功施救案例，增强其自我效能感。

3.4 研究局限性：不足与未来方向

本研究虽初步揭示了浙江省山海县医院行政人员的急救知识现状，但仍存在以下局限：

首先，本研究为横断面调查，仅能反映某一时间点山海地区县级医院行政工作人员急救知识认知、自评能力和施救意愿现状，不能推断培训与能力提升之间的因果关系。其次，本研究主要采用自我报告方式评价急救能力，可能存在回忆偏倚和自我评价偏倚；部分调查对象可能高估或低估自身实际操作水平，未来研究可结合模拟人考核、AED操作测试和创伤包扎评分等客观指标进行验证。第三，本研究对象来自浙江省32个山海地区县级医院，浙江省基层医疗卫生资源和急救培训基础相对较好，研究结果外推至其他省份或资源更薄弱地区时需谨慎。第四，本研究采用自行设计问卷，虽结合行政工作人员岗位特点和常见急救场景设置条目，但尚缺乏系统的信度、效度评价，后续可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完善量表，并开展多中心调查和干预研究，以评价分层、场景化培训对实际急救能力和施救意愿的改善效果。

综上，本研究发现，浙江省山海地区县级医院行政工作人员急救培训覆盖率较高，急救知识获取意愿较强，但关键急救技能掌握仍不均衡，AED操作、创伤止血包扎和常见急症识别处理是相对薄弱环节。专业背景、岗位类型、临床经验和培训经历与自评急救能力密切相关；施救意愿则受到关系亲疏、法律责任顾虑和技能信心等多因素影响。未来，山海地区县级医院应将行政人员纳入全员急救能力建设体系，通过分层分类培训、场景化实操、法律宣教、心理建设和闭环考核机制，提升非临床岗位人员在突发事件中的早期识别、呼救、初步处置和协同响应能力，从而进一步完善基层医院公共卫生应急体系。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声明无利益冲突

作者贡献声明  陈国忠：研究设计、收集数据、论文撰写；童小仙：研究设计、收集数据、论文修改；杨慧娟：统计学方法；朱安全、叶青盛：收集数据；方序：研究指导、论文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