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 张晓林 文章来源： 《中国科学基金》2015年第5期 发布日期：2015-10-10
关键词：开放存取；机构知识库
推动开放获取 履行社会责任
张晓林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北京100190）
公共资金资助科研成果的开放获取，已成为各国推动科技创新和支持经济增长的战略措施，已成为多数科技国家的多数科技资助机构的正式政策，如美国、英国、欧盟》拿大、澳大利亚、日本万度等国和地区的主要科技资助机构，以及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惠康基金会、微软公司、欧洲粒子物理中心、哈佛大学等，或支持论文在出版时通过期刊网站立即供全社会免费阅读，或要求通过订阅期刊发表的论文把最终录用稿存放到机构知识库在一定时滞期后开放获取。全球研究理事会（GRC）在2013年发布开放获取行动计划，要求所有公共科研资助机构要实现所资助项目论文的开放获取。
中国一直是科技信息开放获取的积极参加者。2004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基金委）和中国科学院就签署了《开放获取柏林宣言》。2014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GRC年会上，李克强总理指出，“知识是天下公器，打造更加开放的平台，才能让每一个人都能分享科学知识的营养，实现普惠发展、包容发展”。李总理还宣布，“支持建立公共财政资助的科学知识开放获取机制”。2014年5月，基金委发布开放获取政策，要求所有资助项目发表的论文，要在发表时把论文最终录用稿存储在基金委和所在机构的知识库，在不超过发表后12个月将论文开放获取，并于2015年5月开通开放获取的基础研究知识库，论文量已超过13万。中国科学院也同时发布开放获取政策，要求中科院所有成员获得公共资助的项目所发表论文实行开放获取，中科院所属101个研究所已建立开放获取机构知识库，论文量超过呢万篇。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代表中国资助了国际高能物理论文开放获取计划SCOAP3。
在许多国家，科技界、科研机构是推动开放获取的主力军。例如，2005年45名英国皇家学会院士发表公开信支持开放获取；2007年美国26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25所大学教务长分别联名致信国会要求支持开放获取法案；以剑桥大学数学家TimGowers为首的全球1万多名科学家公开抵制反对开放获取的某出版社，越来越多的教育科研机构制定了开放获取政策。
与国际相比，我国科技界推动开放获取的力度还差强人意。许多科技经费多的政府部门还未提出开放获取政策，高等院校无一制定开放获取政策，相当多的科技人员没有执行资助机构的开放获取要求，我国科研人员在国际开放获取行动中还缺乏声音。更有甚者，一些科技人员认为这与己无关。在笔者参加的一个关于开放获取政策的咨询会上，一些来自一流机构的人士认为“我已经能获得所需文献了，没有必要制订开放获取政策”；当有与会者指出，我国创新体系多数机构以及社会大众还很难获得科技论文时，有人竟认为“他们又看不懂”，认为他们这些精英机构不该操心这些问题。从笔者经验看，这些言论所代表的认识并不在少数，这至少是认识上的糊涂和责任上的逃避。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开放获取的意义，理解科技界在开放获取上的科学和政治责任。
首先，科技信息获取仍然处于危机当中。即使是今天，即使是最好的科研机构，都难以买得起所需要的所有期刊，在当今学科交叉、科技与社会问题交叉的环境中更是如此。连美国哈佛大学也不得不在2012年向教授们发出公开信，说明无法订购他们要的许多期刊。我国的中科院和许多高水平大学的图书馆其实一直处于文献订购经费非常紧张、许多资料无法订购的状况。另外，笔者调查发现，我国几乎所有省级科学院都很少订购国际期刊，许多甚至不得不严格限制对国内期刊数据库的使用，更不用说我国绝大部分企业基本缺乏对国际先进成果的可靠和经济的获取途径。
而且，开放获取不仅是期刊采购问题，也是公共权利问题。公共资金资助所产生的科研成果，是全社会共同投入产生的公共资产，是“天下公器”，各类创新主体和公众方便获取这些成果的权利和能力必须得到保障。让这些成果锁闭在高价的期刊或数据库中，或者被限制在少数精英机构的高墙内，对社会创新体系多数成员无法方便获得这些成果无动于衷，是对科学实现其价值不负责任，是对包括科学家自己在内的社会公众的权利不负责任。
同时，开放获取不仅仅是科研问题，而且也是发展问题。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这高度依赖于科技知识的广泛、及时和便捷传播。当前，社会进人开放创新、万众创新阶段，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取决于整个社会获取知识和利用知识的能力。我国政府正大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今年l月发布《国务院关于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的意见》，3月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6月发布《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和都强调要加强创新创业资源的开放共亨。李克强总理在2O15年7月27日的国家科技战略座谈会上明确指出，“要大力促进科技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深度融合”。这种融合，首先需要的恰是科技成果能被及时、广泛、经济、便捷地获取对用和再创造。李总理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迫切需要科学技术，特别是需要最新的、前沿的科学技术的引领。”因此，公共资金资助科研成果的开放获取，已经是我国科技体系能否有力支持开放创新万众创新的态度和能力问题。
还必须看到，开放获取涉及到的不仅仅是传播机制问题，还有创新机制问题。有些科学家认为，科技创新需要高精尖设备、长期研究积累、只有少数聪明人才能够做。其实，正如李克强总理指出，“在互联网条件下，科技创新的泛在化特征更加显现，每一个具有科学思维和创新能力的人都可参与创新”。社会知识水平持续增加（想想我国每年毕业的700万大学生和研究生！），网络条件下知识获取能力大幅度提高，各种开放的知识分析与再创造工具层出不穷，互联网又能高效汇聚长尾智慧、微智慧和奇思妙想，已经成为最大规模最深积累的实验室。例如，美国15岁少年Jack Andraka2012年在教室偷读一篇关于碳纳米管的学术论文，提出用特定抗体覆盖在碳纳米管表面以检测胰腺癌，该方法比现有方法灵敏400倍且便宜27000倍。美国GE公司与众包平台GrabCAD合作，让工程师群体提供飞机部件的新设计，来自印度尼西亚的一位并非学习航空的青年工程师夺冠，其设计不仅使新部件更强而且还减轻了84%的重量。我们已经看到许多开放创新的成功事例，而科研成果开放尼新过程中开放是这些成功的有力基础。如果还认为只有深宅大院里的资深研究者才有能力、甚至才有资格看科技论文，就只能算作无知和盲目做娇了。
我国经济发展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中，迫切需要中国科技加强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正如李克强总理指出，“科技创新不光是科学家、科技工作者的事，也是全社会的事。科学家、科技工作者和 13亿人、9亿劳动者比起来，那还是少数”。因此，保障全社会获取公共资助科研成果权利、充分支持开放创新万众创新、切实提高整个国家创新体系和社会公众的创新能力，是科技界的科学责任和政治责任。各级科技管理或资助部门，各类（尤其是那些享受到海量公共资金支持的）教育科研机构，以及整个科技界，都应该勇于承担自己的责任，尽快在自己部门、机构或项目中制定和实施开放获取政策。中国能参与到高能物理领域国际开放获取计划SCOAP3中，正是由于中科院高能物理所和中国物理学会专家的不懈努力，但我们需要更多领域和更多专家及领导的主动积极参与。
中国科技界应该勇于站在推动开放获取的前列，抵制那些试图压缩公共获取空间、限制开放获取能力的企图和行为，并且主动与国际科技界一起进一步推进开放获取。
